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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英华》中“长安赋”概论

李慧琳
内容提要 长安赋,指以长安这一地域范围内的人物、事件、历史、山川地理、宫苑、社会风俗等为题材的赋。《文苑英华》收录的长安赋约240篇,其价值与地位表现为五个方面:在内容上,展现了唐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在题材上,纳入了新题材与新事物;在体式上,运用了律赋与新文赋两种新体式;在表现手法上,出现了小说化倾向;在写作程序上,打破了以前部分赋固定的创作模式。

  一、《文苑英华》的编撰及成书 

  《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由官方主持编修的一部大型文学总集,全书共一千卷。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编纂工作正式启动,雍熙三年(986)十二月告竣,前后历时四年三个月。先后参与编纂的有李昉、扈蒙等22人。 

  《文苑英华》是续《文选》而作,其选录范围上起曹魏,最早的是徐干《室思诗》六章之三,题为《自君之出矣》,下迄五代,最晚的是牛希济的诗文。收录作家2258人,作品20019篇。其中唐前作品1565篇,唐五代作品18454篇,所以可以说是一部以唐代文学为主的总集。其类目的编排依据《文选》,按文体把所录作品分为38类。由于编纂时间比较仓促,编纂人员多是文人而非精于文章甄选、编纂的学者,因此在文章的选录、类目的编排上存在问题较多。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起,前后经过多次重修,直到南宋周必大(1126-1204)与彭叔夏(生卒年不详,1192年举人)校订后才被刊刻。但长期搁置于馆阁之中,在社会上流传不广。直到明朝后期,在胡维新(生卒年不详,1559年进士及第)、戚继光(1525-1588)等人的主持下又对其进行整理并刊刻,才逐渐在社会上流传。 

  二、“长安赋”的题材分类及分期 

  《文苑英华》根据题材把赋分为42类,共收录1378篇,164篇作者阙名。其中律赋865篇,占总数的近63%。这说明《文苑英华》赋类作品的选录以律赋为主。祝尧《古赋辨体》说:“尝观唐人文集及《文苑英华》所载,唐赋无虑以千计,大抵律多而古少矣。而况上之人选进士,以律赋诱之以利禄耶!”[1]在这些赋体作品中,有一些以“长安”为主要描写对象,包括描写长安发生的历史事件、长安的人物、长安的山川地理、长安的宫苑建筑、长安的社会风俗等,我们把这类赋称之为长安赋。《文苑英华》中的长安赋有240篇,其中13篇作者阙疑。 

  长安赋就其类型来说,有律赋、骈赋、文赋、骚赋。其中律赋最多,计有160篇,占三分之二,骈赋次之,文赋与骚赋最少。就其性质来说有言志、抒情、讽颂等。就其题材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类: 

  描述在长安所见自然现象,如乔潭的《秋晴曲江望太一纳归云赋》、郑锡的《日中有王字赋》、元稹的《郊天日五色祥云赋》等,该类赋数量少,其内容几乎都是以天象与帝德相比附对皇帝进行颂德。 

  记述长安发生的岁时祭祀,如徐彦伯的《南郊赋》,侯喜、贾餗、胡直钧、郑式方等人的同题之作《中和节百辟献农书赋》,王起的《东郊迎气赋》、《北郊应冬赋》,柳宗元、李程的同题之作《迎长日赋》等。该类赋主要描写不同时期皇帝举行的祭祀活动,虽然也以颂扬为主,但客观上体现了统治者民本、重农思想。 

  描述长安地貌山川,如阎随侯的《西岳望幸赋》、达奚珣的《华山赋》、吕令问的《掌上仙掌赋》、卫次公的《渭水贯都赋》、周针的《登吴岳赋》、关图的《巨灵擘太华赋》等。这类作品有的纯粹描述山川风景,有的藉山川赞扬称颂,有的寓以讽谏。 

  描述长安的都邑宫苑,如李华的《含元殿赋》,高葢、王諲、张甫、敬括的同题之作《花萼楼赋》,崔损的《北斗城赋》,钱起、孙翊仁及佚名作者的《朝元阁赋》、李庾的《西都赋》、佚名的《望春宫赋》及杜頠、王昌龄的《灞桥赋》等。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有的记述了唐都长安的都市生活,有的描写了当时的建筑特点,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 

  咏物类赋,这类作品数量较多,题材涉及面也很广:有写动物的,如李蒙的《上林白鹿赋》、杜甫的《天狗赋》、王损之的《汗血马赋》;有写植物的,如崔融的《瓦松赋》,郭炯、陈诩的《西掖瑞柳赋》、舒元舆的《牡丹赋》等;有描写器物的,如张九龄的《白羽扇赋》、张汇的《千秋镜赋》等。有描写图画的,如崔损的《凌烟阁图功臣赋》、钱起的《图画功臣赋》等。 

  描写长安的乐舞技艺:技艺类如张楚金的《楼下观绳伎赋》、《透橦童儿赋》,王邕的《勤政楼花竿赋》、阙名的《舞马赋》、王棨的《吞刀吐火赋》等;乐舞类有刘公舆的《太常观四夷乐赋》、达奚珣的《太常观乐器赋》、平冽的《开元字舞赋》,张复元、李绛的《太清宫观紫极舞赋》等。 

  长安是周秦汉的政治中心,唐代文人在此地特别容易联想到历史上发生在此地的重大事件,而形诸于赋,我们把这类赋也归入长安赋。记述历史事件的作品多以周、秦、汉的史事为主,如王昌龄、李琚、杨谏、韩液等人的《公孙弘开东阁赋》,李程的《汉文帝罢露台赋》、白居易的《叔孙通定朝仪赋》、张随的《上将辞第赋》、谢观的《周公朝诸侯于明堂赋》、李为的《蔺相如秦庭返璧赋》、王起的《南蛮北狄同日朝见赋》、冯韬的《汉文帝幸细柳营赋》等。记述唐代的事件的作品,如陆贽的《圣人苑中射落飞雁赋》、李子卿的《饮至赋》、路季登的《皇帝冬狩一箭射双兔赋》等。 

  《文苑英华》中的长安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唐初到玄宗即位止(618-712)。这个时期的长安赋以骈赋为主,形式上多承袭六朝遗风,其思想价值虽不是很高,但格调清新,气势刚劲,代表了唐赋发展的新气象。如崔融的《瓦松赋》、唐太宗的《小山赋》、《临层台赋》、杨炯的《庭菊赋》等。 

  第二阶段,从唐玄宗即位起到唐代宗止(713-779)。这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变期,这个时期的长安赋从赋体上来说骈赋、文赋、律赋较多,虽然律赋还处于发展期,体式还没成熟,用韵也不是很严格,但由于受科举考试的影响,已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占总数的40%多。从内容上来说,涉及范围较广,包括天象、祭祀、咏物、都邑、宫苑、山川、乐舞技艺等方面,其性质以赞颂为主。 

  第三阶段,从唐德宗即位起到唐文宗后期止(780-835)。这是长安赋的繁盛期,共有一百余篇,其中律赋占了近90%,文赋与骈赋仅占了10%多一点。这一时期科举考试制度已经确定,律赋成为创作主流,并出现了一些律赋名家,如白居易、李程、王起等人的赋在社会上影响极大,被应举士子们奉为创作圭臬。这时期的长安赋在内容、思想等各方面都有较高的价值。 

  第四阶段,从唐文宗后期到唐末(836-907)。这个时期传统的律赋名家逐渐凋零,律赋创作也已经逐渐与科举考试分离。长安赋共有30篇,体式上以律赋与文赋为主。律赋虽多以称颂为主,但由于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多讽喻之旨,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性。文赋尤其值得一提,不但内容充实,而且体式多变,如杨敬之的《华山赋》语言通俗、注重铺排、议论性强。杜牧的《阿房宫赋》虽体式短小,但是文风犀利,批判性强,气势充沛。 

  三、“长安赋”的特点及价值 

  长安赋作为唐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题材内容、写作方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及体制上都有创新之处,在赋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地位。 

  第一,长安赋反映了唐代首都长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有的赋反映了唐代宫廷的娱乐生活,长安赋中有较多的以描写宫廷乐舞、杂技等艺术题材的作品,如平冽的《开元字舞赋》、张复元的《太清宫观紫极舞赋》、王邕的《勤政楼花竿赋》、钱起的《千秋节勤政楼下观舞马赋》、薛胜的《拔河赋》、王棨的《吞刀吐火赋》等。这些作品有的对舞蹈动作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为我们研究唐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平冽的《开元字舞赋》对字舞的描述:“其渐也,左之右之,以引以翼,整神容而裔裔,被威仪而抑抑。烟霏桃李,对玉颜而共春。日照晴霓,间罗衣而一色。雾縠从风,宛若惊鸿,匿迹于往来之际,更衣于倏忽之中。始纡朱而曳紫,旋布绿而攒红。傅仲之词,徒欲歌其俯仰。离娄之目,曾未识其变通。懿夫乍续乍绝,将超复发,启皓齿以迎风,腾星眸而吐月。摇动赴度,或乱止以成行。指顾应声,乃徐行而顺节。”[2]358有的赋反映了唐代长安的世俗生活,如杜頠的《灞桥赋》:“日既上巳,禊于洪源。晚其游宴,咸出国门。七叶衣冠,憧憧而遥度。五侯车马,奕奕而腾轩。钟鼓既列,丝竹亦繁。秦声呕哇,楚舞丛杂。帷帟纷其雾委,罗纨霭以雷呇。棹轻舸之悠悠,顺清流而纳纳。时凭倚以观眺,喜烟花之环合。尔其居人出祖,连骑将分。望曲溆之清路,视远天之无云。紫沙兮皓晃,绿树兮氛氲。莫不际此地而举征袂,遥相望兮怆离群。”[2]205写的就是长安居民上巳节在灞水祓禊的风俗、灞桥附近的热闹生活及灞桥送别的习俗。又如乔琳的《大傩赋》、孙頠的《春傩赋》,对在年末、岁初的傩祭仪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该祭祀虽由统治者组织,但允许平民观看甚至参加,可以说反映了唐都长安的世俗生活。有的赋反映了唐代社会的政治矛盾,如崔融的《瓦松赋》、张九龄的《白羽扇赋》、吕向的《美人赋》等,从表面上看这类作品是咏物和讽谏之作,但从深层上来说则是对唐代政治斗争及黑暗现实的揭露。如《瓦松赋》是对武后酷吏政治的曲折反映,《白羽扇赋》揭露了唐玄宗时期的党派之争,《美人赋》是对唐玄宗大选民女以充后宫的批判。 

  第二,开拓了赋类作品的题材范围。长安赋在继承传统创作题材的同时,又把历史、传说、神话等题材及新鲜事物纳入到创作之中,如《汉宣帝冠带单于赋》、《叔孙通定朝仪赋》就是以《史记》《汉书》的内容为创作题材。《文王葬枯骨赋》的本事出自《吕氏春秋》:“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髊骨,又况于人乎!’”[3]《饮马投钱赋》本事出自赵岐的《三辅决录》:“安陵清者,有项仲仙饮马渭水,每投三钱。”[4]这些作品本事的真实性已难详考,有的纯属于传说,赋家借此以表达一种思想和追求,如《汉宣帝冠带单于赋》表达的是维护唐朝中央政府统治地位的思想,《文王葬枯骨赋》是希望唐朝统治提倡德政。而《饮马投钱赋》则表达的是提高自身道德修养的追求。 

  更有甚者,竟以神奇古怪的事情入赋,如潘炎的《赤龙据桉赋》,其序文曰:“景龙二年夏四月十七日,帝在厅事假寐,白鹤观道士宋大辩等三十人同见赤龙据桉,至矣哉!神妙无方,不可得而称也。”[2]385这些事情纯属子虚乌有,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确实开拓了题材范围。又如以前没有描写牡丹的赋作,自从牡丹在唐高宗时由河东汾州移入长安后,舒元舆就把它引入赋体文学,创作了《牡丹赋》。鼓以前作为乐器很少入赋,即便是作为乐器入赋,也是一笔带过,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校猎赋》“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5],崔骃《大将军西征赋》“金光皓以夺目,武固铿而雷震”[6]441,李尤《平乐观赋》“方曲既设,秘戏连叙,逍遥俯仰,节以鼗鼓”[6]579。而唐赋作者们从其政治和生活功用出发,创作了专题鼓赋《敢谏鼓赋》、《六街鼓赋》、《记里鼓赋》等,这些都反映了唐赋作者在题材方面的开拓精神。 

  第三,在文体方面开创了赋体文学的新体式。长安赋既有传统的骚体赋和散体大赋,又有律赋与文赋两种新体。律赋是唐赋的新体式,并且在唐赋各种体式中处于主流地位。虽然这类赋受科举考试的影响,内容价值整体上不高而受到后世多数学者的批评,但是因其体式固定,结构层次分明,体现了唐人对赋体格局的认识。 

  如《赋谱》对律赋创作体式就有详细规定:“至今新体(律赋),分为四段:初三、四对,约卅字为头;次三对,约卌字为项;次二百余字为腹;最末约卌字为尾。就腹中更分为五:初约卌字为胸;次约卌字为上腹;次约卌字为中腹;次约卌字为下腹;次约卌字为腰。都八段,段段转韵发语为常体。”[7]这种作为“戴着脚镣舞蹈”固定的格式,最能展示应试者的才华,因而唐以后被历代赋家所接受,并在其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显示了律赋强大的生命力。 

  唐代的新文赋是一种新赋体,是对唐赋律化格式的一种反动,其特点是篇幅可大可小、句式骈散兼施灵活多变、用韵宽泛、不讲究辞藻。在文风上注重议论,改汉大赋的讽谏为讽刺。它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主要的是对先前辞赋创作经验的借鉴及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如杨敬之的《华山赋》,从整体上来说,作者首先创造出一个虚拟人物西岳之神,并借其口历说华山的形成、形势、作用以及奇特的景观,笔者认为这种写作方式是对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创作手法的借鉴。又如西岳之神从华山顶俯瞰山川、历数历史兴亡的描写:“见若咫尺,田千亩矣。见若环堵,城千雉矣。见若杯水,池百里矣。见若蚁蛭,台九层矣……其下千载,更改兴怀。悲愁辛苦,循其上矣。”[2]126整段全是四字句发表议论,许结先生就认为这“是古文家惯用的概括手法”[8]。饶宗颐先生认为这是借鉴了《庄子·齐物论》的写作手法,并说这是该赋受到韩愈和李德裕激赏的原因。[9]两位先生的观点可以说不谋而合。 

  第四,表现手法上的小说化倾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唐赋题材的扩大,引史书、传说入赋;二是受唐代传奇创作手法的影响。长安赋的小说化倾向,改变了先前赋类作品文风典重的特点,为赋类作品的创作在写作手法上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使其显得明白晓畅,增强了赋作的通俗性。如卫青辞第的故事,《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非常简略,仅仅二十八个字:“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为家也。’由此上益重爱之。”[10]而张随的《上将辞第赋》首先交代匈奴犯边的背景,其次写汉武帝赏罚分明,特赐卫青府第,更据“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进一步推衍卫青辞第的理由:“烽燧之虞未绝,豺狼之党未灭,矧师旅而尚劳,何栋宇之云设?”[2]299这些虽然是想象之词,但却进一步突出了卫青心系国家的鲜明形象,使赋更具有传奇小说的特点。再如周繇的《梦舞钟馗赋》写唐玄宗夜梦钟馗捉鬼为其治病事,作品为钟馗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寂静而有略显阴森的环境:“于时漏滴长乐,钟敲建章。扃禁闼兮闭羽卫,虚寝殿兮阒嫔嫱。虎魄枕欹,象榻透荧荧之影。鰕须帘卷,鱼灯摇闪闪之光。”既而写钟馗的相貌与捉鬼过程:“硉矹标众,?类特异。奋长髯于阔臆,斜领全开。搔断发于圆颅,危冠欲坠。顾视纔定,趋跄忽前。不待乎调凤管,揆鸾弦。曳蓝衫而飒纚,挥竹简以蹁跹。顿趾而虎跳幽谷,昂头而龙跃深渊。或呀口而扬音,或蹲身而节拍。震雕栱以将落,跃瑶阶而欲折。万灵沮气以慞惶,一鬼傍随而奋踯。烟云忽起,难留舞罢之姿,雨雹交驰,旋失去来之迹。”[2]434显然受到东方朔《骂鬼文》、王延寿《梦赋》的影响[11]264269。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认为该赋“殆类小说,不足言赋之价值”[12]218,正说明了它的小说化倾向。 

  汉代就有讲故事的杂赋,与小说类似。作为下层讲诵的赋体,它一直流传着,与雅赋并行。敦煌出土的唐代俗赋,像《韩朋赋》《燕子赋》,正是这类故事赋的延续。它以赋体的节奏和韵律讲诵故事,对文人的创作影响至巨。唐诗中大量的歌行体,像《长恨歌》《琵琶行》《秦妇吟》就是受“讲诵”和“说话”影响,在汉乐府《病妇行》《孔雀东南飞》等赋体诗的基础上成熟起来的。所以唐代文人赋的小说化倾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五,在写作程序上,长安赋打破了以前部分赋固定的创作模式。如唐前的乐器赋写作基本上形成了固定的模式,(汉魏六朝乐器赋)总是铺陈乐器产地对乐器之性质,乐理机制形成的影响,铺陈渲染自然环境造就乐器材料的质地美。对乐器功能、表演过程和听者的审美感受进行细致的描绘,重视音乐、自然和人的关系。而长安赋的该类作品则打破了这种固定模式,注重与典礼相结合,以描述乐器种类为主,增强说理性,突出音乐的教化作用,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称颂帝国”,乐器的特点、产地、材料等已不是作品的重点,只是起到了烘托中心的作用,如达奚珣的《太常观乐器赋》首先点出音乐的教化作用:“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动天地,感鬼神,节风雅,导人伦。”接着描绘乐器的颜色形状及适用场合,但都非常简略,如“玉管清通,瑶琴古色。朱丝疏越之制,雷鼓灵鼍之饰。青笳閟列于军容,画角融怡于武力”。最后对帝王予以称颂,“匪天子之明德,孰以成其众美”[2]327 

  又如敬括的《观乐器赋》也是如此,开篇说乐器的教化作用:“明明国章,礼乐其康。掌在宗伯,司乎太常。所以纳九土之器物,崇百王之经教。”既而写各种乐器的特点:“乃既埏埴,为之埙篪。貌有古象,制无新规,其气混,其音吹,此土之器也。及夫汶阳之筱入用,曲沃之匏见娱。爰裁爰截,为笙为竽,其气散,其音吁,此匏之器也。收犬羊之皮,取虎豹之鞹,为鼗为路,是模是度,其气勃,其音博,此革之器也。峄阳之桐孤生,荆山之玉秀出,是炼是斲,为琴为瑟,其气清,其音密,此木之器也。”最后予以称颂“且夫颂功作乐,因乐乃造器。乐盛而德崇,器存而乐备。”[2]327 

  综上可知,长安赋无论是在题材、体制还是在表现手法及写作程序上都有创新之处,充分显示了其在赋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价值及地位。 

原文参考文献: 

[1]祝尧.古赋辨体[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801. 

[2]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6. 

[3]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5. 

[4]赵岐.三辅决录[M].陈晓捷,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5. 

[5]龚克昌.全汉赋评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141. 

[6]费振刚,仇仲谦.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7]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563. 

[8]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448. 

[9]饶宗颐.选堂赋话[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464. 

[1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39. 

[11]伏俊琏.俗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