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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汉学视野下之荀子名学研究综述及反思

李哲贤
内容提要 先秦时期, 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 在名学研究方面, 其成就最大的当属荀子。荀子对于先秦名学之主要贡献是进一步批判和发展名家和墨辩之名学, 使儒家之名学更加严谨。然而, 历来有关荀子之研究多着眼于其心、性、天、礼等之探讨, 而疏于抉发其名学之义蕴。直到近年来, 由于大陆学界积极挖掘中国古代之逻辑思想, 以免西方逻辑专美于前, 于是有关中国逻辑史或逻辑思想之论著,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等有关中国逻辑论著之研究对象主要为先秦时期讨论名实辩说之篇章, 尤其是公孙龙、墨辩和荀子名学之研究。就东亚汉学界之荀子名学研究成果, 分别从四方面来进行论述:一、荀子名学之本质;二、荀子之哲学立场;三、荀子名学之定位;四、“共名”和“别名”之问题, 并试图寻绎出东亚汉学界之荀子名学研究对于中文学界之荀子研究所可能赋予之意义。

一、前言

先秦乃中国古代名学思想开始发展和建立之时期。春秋战国之际乃中国历史上罕有之变局。其时, 无论在政治、社会、经济抑或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 皆产生巨大之变动。由于社会之变革, 许多事物之内容虽发生变化, 却仍沿用旧有之名称。而新事物亦不断产生, 形成许多新概念, 需要制定新名以因应之。然而, 由于时间过于短促及事物之变动太快, 使得与新实相应之新名, 未能及时加以制定, 如此, 旧名与新实之间即出现一种相离或相怨之现象。[]可知, 由于社会之转型, 原有名实关系之纽带因而剥离, 以致新实与旧名无法相符, 从而, 形成名实相离或相乱之现象。

 

此种名实相怨之现象, 对于社会之安定和国家之平治殊为不利, 盖“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 (《管子·九守》) 因之, 欲解决此一难题, 唯有重新厘定名实关系, 使名实相符。孔子首先面对此一难题, 并思有以解决之。由此,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 企图藉由名所象征之实, 而使名得其正。易言之, 名与实相符, 即名得其正;名与实不符, 则名不得其正。[2]5孔子提出正名思想后, 先秦各家似乎多受其影响, 而成为各家共通之思想。如, 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及杂家等皆有正名思想。此外, 《荀子》与《吕氏春秋》皆有《正名》篇。可知, 各家皆极重视正名思想。

 

由上可知, 先秦名学之形成乃由于春秋战国时期之大变局。盖社会之变动导致名实相乱之严重局面, 各家目睹名实相怨之现象乃进而探讨名实关系之问题, 由此而有正名思想之出现。然而, 先秦名学之蓬勃发展, 并进而形成一种思潮, 则是由于先秦诸子之崛起, 而后蔚为百家争鸣所致。

 

在先秦名学思潮中, 诸子皆对名实关系提出其论点, 以解决名实相怨之问题。而墨辩及名家虽善于究名实, 重论辩, 对于先秦名学之发展有所贡献, 然而, 其中确有诡论之倾向, 如此, 反而使得名实更为混乱。此诚如荀子所言:“今圣王没, 名守慢, 奇辞起, 名实乱, 是非之形不明, 则虽守法之吏, 诵数之儒, 亦皆乱也。” (《荀子·正名》) 荀子有鉴于当时名实相乱, 是非不明之情形极为严重, 乃提出其正名思想或名学之主张, 期能“正道而辨奸, 邪说不能乱, 百家无所窜。” (《荀子·正名》)

 

依此, 荀子提出其正名学说, 主要在于批判诸子, 并解决当时名实相怨之问题。然而, 荀子正名之真正目的则在于达成平治之要求。故荀子曰:

 

故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实辨, 道行而志通, 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 以乱正名, 使民疑惑, 人多辨讼, 则谓之大奸, 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 故其民悫, 悫则易使, 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 故壹于道法, 而谨于循令矣。如是, 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 治之极也, 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 (《荀子·正名》)

 

可知, 荀子之正名具有极为明确之政治目的。之所以如此, 系因其名学乃承继孔子之正名思想而来, 而孔子之正名, 则完全指向一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依此, 荀子目睹名实相乱之现象足以危害社会之安定及国家之平治, 思有以解决此一难题, 而提出其名学主张。而荀子之名学除继承孔子之正名主义外, 则是在于批判名家和墨辩之诡论, 且因而使其名学具有强烈之伦理政治意味和逻辑本色。

 

依此, 在先秦时期, 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 在名学研究方面, 其成就最大的当属荀子。荀子对于先秦名学之主要贡献是进一步批判和发展名家和墨辩之名学思想, 使儒家之正名学说更加严谨, 且更充分地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思想。而荀子之所以重视名学, 主要是因为战国时期, 名辩之诉求乃推行政治主张之必要手段, 再加上荀子个人之理性态度和重智精神之倾向, 因而, 成就了荀子独特之名学思想, 且亦造就荀子成为先秦儒家中最具逻辑心灵及最重视辩说之名学大家。

 

然而, 历来有关荀子之研究, 多着重其心、性、天、礼、或伦理道德学说之阐述, 而较疏于其名学之研究。近年来, 由于大陆学界积极挖掘中国古代之逻辑思想, 以免西方逻辑专美于前, 于是, 有关中国逻辑史或逻辑思想之论著,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此等有关中国逻辑论著之研究对象, 主要是先秦时期讨论名实辩说之篇章, 尤其是名家之公孙龙、墨辩和荀子等之名学。此外, 由于一些国外学者之参与, 使得中国逻辑之研究, 尤其是关于荀子名学之研究, 如今已成一较为普遍之现象。

 

此外, 长久以来, 世界上有关荀子思想研究的中心, 是在两岸, 而不在海外。然而, 东亚汉学界 (主要为日本及韩国) 长期以来即非常关注荀子思想之研究, 近年来, 其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所提出之观点极为新颖且具启发性, 非常值得中文学界之借镜。故本文旨在就东亚汉学界之荀子名学研究成果, 分别从四方面来进行论述:一、荀子名学之本质;二、荀子之哲学立场;三、荀子名学之定位;四、“共名”和“别名”之问题, 并试图寻绎出东亚汉学界之荀子名学研究对于中文学界之荀子研究所可能赋予之意义。

 

二、东亚汉学界之荀子研究综述

() 东亚汉学之名义

“汉学”一词源自西方, 相当于英文之Sinology, 不过, 现在则多用Chinese Studies (汉学或中国学) 一名。它大致和我国过去习用之“国学”一词在实质上相近, 而涉及之范围则更广泛。简单地说, “汉学”就是外国人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学问, 亦即是以中国为探究对象之人文和社会科学为主。具体而言, 它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历史、考古、人类学、哲学与艺术等。就时间范围而言, “汉学”是兼包古今, 亦即涵盖现代历史 (思想、文学) 之研究, 不似“国学”以研究古代为主。[3]1

 

而东亚汉学 (主要是日本和韩国) 则是指在东亚地区从事教学与研究之学者之汉学研究成果。东亚汉学研究在国外有其悠久的历史, 其汉学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且极具特色, 可谓国际汉学研究之重镇。

 

() 东亚汉学界之荀子研究综述

1. 日本汉学界之荀子研究综述

日本近代自明治维新 (1868) 以降, 有关荀子之研究, 可追溯到细川润次郎 (18341923) 1882年所发表之荀子研究专文[], 其后, 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5) 60多年之间, 有关荀子研究之论文多达50余篇, 可见, 在二战之前, 日本学界有关荀子之研究, 颇为蓬勃。[5]155

 

虽然, 明治时期之荀子研究颇为丰富, 然而, 日本汉学界却出现一耐人寻味之现象, 亦即, 学者在从事荀子研究时, 鲜少甚至完全没有提及过去前辈学者之荀子研究成果, 此一情形, 甚至包含诸多著名学者在内, 如武内义雄、重泽俊郎及金谷治等。[5]155

 

至于有关荀子名学之研究, 则可追溯到泷川龟太郎 (18651946) 之《荀子ヲ论ス》 (1889) 一文, 泷川在本文中已提及《荀子》中有逻辑思想之事实。泷川在论述荀子思想时, 特别赞美荀子开始探讨名、实之区分及逻辑之理。[5]168然而, 直到蟹江义丸 (18721904) 始真正注意到荀子之逻辑思想, 并进行简短之论述。蟹江认为, 荀子富有逻辑精神, 并注意到荀子之逻辑思想在其哲学中所扮演之角色。此外, 蟹江指出, 荀子区分了知与智之关系, 亦即知之能力与知之物件间之区别, 并论及制名之起源, 标准与要领。[5]173由于蟹江高度重视荀子逻辑思想之意义, 并且进行初步之探究。而蟹江对荀子逻辑思想之关切, 其后直接影响了桑木严翼 (18741946) 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之研究。[5]175依此, 桑木曾明白指出, 其所以撰写《荀子的论理说》一文, 并试图探究荀子之逻辑思想乃是受到蟹江之影响。[5]41至于日本有关中国古代论理学之正式研究, 盖始自1898年桑木严翼所发表之《荀子の论理说》一文。[6]154此后, 日本学界对于中国古代逻辑之研究, 尤其是荀子之名学研究予以高度关注, 并进行较为深入之探讨。

 

2. 韩国汉学界之荀子研究综述

至于韩国近代之荀子研究, 则可追溯至李相殷 (19051976) 1954年所发表的一篇荀子研究专文。[]于此之前, 韩国近代有关荀子之研究, 似付诸阙如。之所以如此, 主要在于韩国之前经历了朝鲜时代 (13921910) 独尊朱子学之学风, 而荀子则被视为异端, 因之, 朝鲜时代并未出现任何有关荀子注解之书籍, 更遑论荀子研究之存在。其后, 进入日本殖民时期 (19101945) , 其间有关中国哲学之研究, 几不可能, 更何况是荀子之研究。[]

 

虽然, 韩国学界之荀子研究起步较晚, 迄今仅有五、六十年之历史, 然而, 在此期间, 荀子之研究受到学界之高度重视, 成果亦颇为可观。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1954年至2005年约半世纪之间, 荀子研究之一般论文有121, 而学位论文共有88[7]186, 其中, 博士论文仅有7, 且是迟至1994年才出现, 此外, 荀子研究之专书亦仅见4, 且是在1990年才有专书之出版。[]

 

此外, 韩国汉学界亦出现一耐人寻味之现象, 亦即, 韩国学界之荀子研究几不为国外学界所知。[7]183由此, 实易造成国外学界对于韩国学界荀子研究成果之隔阂及学术交流上之困难。依此, 基于相关研究资料之限制下, 本文仅能对韩国学界之荀子研究作一初步考察, 论述之范围限于1954年至2005年。

 

至于有关荀子名学之研究, 最早可追溯到郑仁在于1982年之《荀子之正名论》一文。郑氏在本文中就制名之三原则 (“所为有名”、“所缘以同异”、“制名之枢要”) 与“三惑” (“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 进行分析。郑氏以为, 对于从政治伦理之侧面主张名实相符之儒家正名论, 以及从认识论、论理之侧面分析“名”之名家正名论, 荀子则是站在儒家之立场上将两者加以结合。[7]193其后, 直至2005, 有关荀子名学研究之一般论文总计有11, 而学位论文有3, 其中, 博士论文有一篇, 唯荀子名学研究之专书却付诸阙如。[]至于韩国学界在荀子名学研究方面, 似乎大多着重于“共名”、“别名”等相关问题之讨论。

 

三、东亚汉学界荀子名学研究之看法

为了行文方便, 有关东亚汉学界荀子名学研究之看法, 本文将分成四方面来加以论述, 兹分述如下:

 

() 荀子名学之本质

日本汉学界对于荀子名学之看法, 大多倾向于视名学即是西方之形式逻辑, 并且他们似乎皆视之为理所当然。然而, 加地伸行却提出“中国古代是否有逻辑”此一问题, 并指出, 若逻辑是指传统形式逻辑而言, 则中国古代并无逻辑。兹分述如下:

 

1. 荀子之名学等同于西方之逻辑

(1) 日本学者如, 桑木严翼 (18741946) 、远藤隆吉 (18741946) 及狩野直喜 (18681947) 等皆以为中国古代之名学即指传统形式论理学或亚里斯多德论理学[] (1) 桑木等人并以传统形式论理学为绝对准则来检证中国哲学史上之论理材料, 而将不合于此论理学准则者皆视为谬误、诡辩。且依此标准, 最适合者即是墨家论理学与荀子论理学。加地则对桑木等之看法提出质疑, 以为传统形式论理学仅有相对性, 而不具绝对性, 因之, 以是否符合传统形式论理学为准则, 并无多大意义。[]

 

(2) 末木刚博在论述荀子之正名思想时, 指出荀子乃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之集大成者。荀子将名之结合视为思维之本质。此外, 荀子将其逻辑学称之为“正名”, 可知, 荀子是纯粹从逻辑学之意义上来使用“正名”一词。亦即荀子之名学即是正名之逻辑学, 而名即是概念, 因之, 正名亦是概念之逻辑学。[]

 

(3) 大滨浩认为, 荀子考察逻辑之规律和概念, , “制名之枢要”, 其本身并非目的。而“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实辨, 道行而志通, 则慎率民而一焉。” (《荀子·正名》) 即统一人民, 才是目的。为了统一人民, 至关重要之事, 是必须使“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于此, 即需要逻辑。依此, 逻辑成为荀子统一人民之手段, 而逻辑与正名思想、名实论相连结, 亦属当然之事。既然名实论是以名称和实体之关系为物件, 正名思想是与政治、伦理有关, 则荀子之逻辑思想即与事物之具体情况密切联系, 而尚未将其规律抽象出来, 此亦是可以理解。[9]146

 

(4) 在日本学界之荀子研究脉络中, 重泽俊郎系首先专门探讨荀子逻辑思想之内容及逻辑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所扮演之角色之学者。[10]50就荀子之逻辑思想而言, 重泽认为, 荀子正名论之意义在于荀子将当时之逻辑学从“辩论术之奴隶”之地位, 提升为足以维持社会秩序之政治目标。[10]51

 

(5) 大室干雄之思想研究课题是荀子的逻辑思考如何在他整个思想体系里发挥其功能。大室指出, 在荀子之思想体系中, 逻辑学发挥之范围相当有限, 且荀子之逻辑思维乃是为政治服务。依此, 大室以为, 荀子之逻辑思考之内涵有二, 一是形式逻辑, 一是世界观。前者是荀子讨论制名之根据和正名之规范;而后者则是支援逻辑思考之基本性格。此亦意味着, 在荀子思想中, 后者之政治目标较前者之逻辑思考本身之探讨为重要。前者仅是在荀子之政治主张中, 为了增加说服力之手段而已。[10]63

 

(6) 小川晴久较大室更进一步去分析荀子论述中的逻辑本身之问题。首先, 小川指出:以前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有两种倾向:一、只分析在中国哲学中是否有与西方一样或类似的“形式逻辑”。二、将在思想体系中所存在之内在法则视为“逻辑”而分析古代中国的文献。小川认为:其实厘清这两个“逻辑”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浮现出中国古代逻辑的特质。[]

 

2. 荀子之名学并不等同于西方之逻辑

加地伸行指出, 有人以为中国没有逻辑学。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需要确定逻辑学的意义。今日, 逻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逻辑学, 即形式逻辑;广义的逻辑学, 是符号学。实者, 现代的符号学可分为三个领域:

 

(1) 语义学 (semantics) :研究符号及其物件之间的关系, 即语言意义之指谓应用的理论。

 

(2) 语用学 (pragmatics) :研究符号及其解释者之间的关系, 即语言之实际应用的理论。

 

(3) 语法学 (syntactics) :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 即语言之逻辑结构的理论。

 

传统的形式逻辑和符号逻辑等, 属于语法学的领域。此是狭义的逻辑学。而作为这种符号学的议论, 即广义逻辑学的议论, 在春秋战国时代, 可说是非常普遍。[10]135因此, 关于“中国没有逻辑学”之说法, 如果是指广义的逻辑学, 即符号学意义上的逻辑学, 则此一论点是不正确的。若是指狭义的逻辑学, 即传统形式逻辑 (亚里斯多德系统的逻辑学) , 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10]136

 

在中国古代, 墨家 (主要是后期墨家) 曾经开创了研究形式逻辑即语法学的流派, 而荀子和公孙龙等人则显然是沿着语义学的方向前进, 并且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还为以后的学者所继承。因此, 就传统形式逻辑的内容, 即语法学的内容而言, 不过是不十分成熟罢了。[10]135而加地伸行认为, 中国逻辑学是在语义学的方向上发展的。这可由整个中国思想史加以证明。[10]137

 

() 荀子之哲学立场

就荀子名学之哲学立场而言, 末木刚博指出, 荀子之正名思想是一种唯名论 (nominalism) 之思维方式, 其名学系唯名论之逻辑学。而加地伸行则以为, 荀子之哲学立场乃是一种实在论 (realism) 之立场。所谓唯名论是指只承认有共名, 而否认有所谓共相之真实存在之说;而实在论则是主张由共名及概念之存在, 以推论共相亦为真实存在之说。至于所谓共名是指特殊个体事物之共同名称;而共相则是指特殊个体事物之共同性质。[10]336兹分述如下:

 

1. 末木刚博在论述荀子之正名思想时, 指出荀子将名之结合视为思维之本质。

因之, 将名之正确结合视之为对事物之正确思考, 此是一种唯名论之思维方式。此外, 荀子将其逻辑学称之为“正名”, 可知, 荀子是纯粹从逻辑学之意义上来使用“正名”一词。亦即荀子之名学即是正名之逻辑学, 是唯名论之逻辑学, 而名即是概念, 因之, 正名亦是概念之逻辑学。[]

 

2. 加地伸行则主张荀子之哲学立场是唯实论或实在论。

根据加地之看法, 唯名论之立场是认为物件物“实”先于符号“名”;反之, 实在论之立场则是主张“名”先于“实”。加地依据荀子《正名》篇中之下列两段文字:

 

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实辨。

 

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

 

指出, 荀子明确认为, “名”居于优先之地位, 由此而主张荀子之哲学立场为实在论。[6]167

 

3. 浅野裕一反对加地伸行使用“实在论与唯名论间对抗”的图式来理解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

浅野指出, 加地引用正名篇“名定而实办”、“制名以指实”、“名闻而实喻, 名之用也。”之文句, 作为其主张荀子之哲学立场为实在论之依据, 于此, 浅野亦认为颇值得商榷。盖此段文字表面上似乎是荀子主张“名”先于“实”, 实者并不然。依荀子之意, “名”是根据心之“征知”功能, 对应现实世界之“实”而产生, “名”之效用系“约定俗成”而来, 因之, 浅野以为, 加地所引用之“正名”篇之内容, 并非荀子“名”先于“实”之主张, 而只是荀子用来说明“名称制定后的效用”而已。[12]46

 

() 荀子名学之定位

荀子之名学发展并推进先秦之名学, 且建立其名学思想体系, 其目的在于体现孔子正名以正政之伦理政治之理想。荀子之名学在先秦名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之地位与贡献, 学者多予以肯定。然而, 荀子之名学虽有其特色, 却亦有其局限性。荀子名学之特色在于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思想, 以正名为中心, 因而, 其名学中掺杂有儒家之伦理政治思想, 此是荀子名学之特色, 然而, 有学者指出, 此亦其局限所在。根据学者之看法, 荀子之名学混淆逻辑和伦理政治之界限, 妨碍其对逻辑学之研究, 以致未能更自觉地从逻辑上去研究名、辞、辩说等思维形式、因而, 造成其逻辑研究之限制。在墨辩逻辑已有之辉煌成就上, 荀子未能在墨辩研究之基础上, 将逻辑研究向前推进。因而, 仅满足于概念论之研究, 未能深入探讨判断、推论之具体形式和规律, 在先秦名学研究上有其限制。此种局限性乃是中国古代逻辑学说发端于孔子之正名思想和荀子本人之政治实用主义之倾向所造成。

 

此外, 加地伸行更明白指出, 墨家论理学已由概念论发展为推理论之思想, 而荀子在墨家论理学之研究基础上, 却又退回概念论, 此是一种倒退, 是形式论理学之反动。加地甚至认为, 荀子妨碍中国古代论理学之发展。加地因而下一结论, 以为妨碍论理学发展的, 并非公孙龙等诡辩论者, 而是荀子。[6]170

 

() “共名”、“别名”之问题

1.桑木引用《荀子·正名篇》之内容, 论述荀子逻辑学说之内容与意义。桑木以为, “共名”与“别名”可对应于形式逻辑学中之“类概念 (Genus) ”与“种概念 (Species) ”。“大共名”是“最高的类概念”, 可对应于亚理士多德十大范畴中之实体 (substance) 。至于《荀子·正名篇》中之“大别名”所列举之“鸟兽”, 桑木则指出其中尚可分出许多“鸟”与“兽”, 因之, “鸟兽, 未必是名之极”。对此, 桑木认为, 荀子“其论之粗杂, 难辞其咎”。[12]42

 

2.千原圆一把“大共名”当成“最高的普遍概念”;“大别名”则是“最低的单独概念”。[12]43

 

3.大滨皓认为“共名”是“类概念”, 而“别名”是“种概念”;“大共名是普遍名词”;“大别名”是特殊名词”。[12]44

 

4.杖下隆之认为“共名”是“类概念”, 别名是“种概念”, 而“大共名”是“最高的类慨念”, “大别名”是“最低的单独概念”。[12]44

 

5.尹武学认为所谓“共名”与“别名”分别是“类概念” (普遍) 与“种概念” (特殊) , “大共名”的“物”是“最高级的类概念”, 他认为荀子通过区别“共名”与“别名”树立了名的体系, 而荀子思想的论理学之意义正在于此。[7]194

 

6.李相洙指出, 荀子所谓“共名”与“别名”, 并非是为了建立类、种的等级秩序的概念。对荀子哲学来讲, “个别概念”与“普遍概念”的等级秩序并不重要, 反倒是士君子、小人、贾盗、狗彘这些伦类秩序之确立纔是重要的。[7]203

 

7.郑宰相认为, “大共名”是“共名”里最大的。作为“大共名”的“物”, “徧举”所有存在 (“万物”) 的名。“大别名”也与“大共名”一样, 是“徧举”的名。但“别名”的机能在于将某一事物从其他事物中区别出来。[7]204

 

8.李权指出, “大别名”的“大”是指对于别名“已不能再做划分”之意, “大别名”的指称对象在“别名”中为最小。[7]205

 

四、东亚汉学视野下之荀子名学研究之反思

依上述可知, 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逻辑, 尤其是荀子之名学时, 常采用比较研究法, 将西方逻辑与名学加以比较, 从而指出其异同, 以探讨名学之本质和特色。在研究过程中, 除了运用西方传统形式逻辑 (traditional logic;formal logic) 之观点和方法外, 亦常采用符号学 (semiotics) 之理论和方法来探讨相关问题。[9]135

 

至于韩国汉学界则在共名和别名等议题较中文学界有更多的关注, 且有极为多元而深入之探究。

 

在荀子名学研究方面, 日本学者在荀子名学之本质及荀子之哲学立场等议题皆有其洞见, 而这些议题或观点却是中文学界 (可能受限于文化传统) 所未能触及或予以发掘的。此由中文学界 (主要是大陆学界) 之荀子名学研究成果即可明其一二。

 

在荀子名学研究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问题是名学本质之厘清。因为, 厘清此一问题才能解决由之所衍生的问题, 即荀子的名学与墨辩思想的批判和发展关系, 并由此确定荀子名学的评价和定位。

 

目前对于荀子名学本质之探讨, 其中最重要之问题是荀子之名学是否即等同于西方亚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B.C.) 所创之传统逻辑 (traditional logic) 或形式逻辑 (formal logic) 。虽然, 大陆学界大多主张荀子之名学即等同于西方之逻辑, 然而, 学者皆未予以明确之说明或证明。兹分述如下:

 

(1) 温公颐指出, 荀子之逻辑思想是以孔子之正名主义为宗。正名之任务在于为伦理和政治服务, 此即对正名所以正政之儒家逻辑思想之继承。[13]267此外, 荀子受有名辩派之影响, 荀子在墨辩逻辑之成就上, 对名言之分析有新的发展, , 对名之划分及共名、别名之区别等, 较墨辩又推进一步。且对辞和辩说方面亦有其贡献, 依此, 荀子逻辑在先秦逻辑之发展中有其重要地位。[13]311

 

然而, 温氏亦指出, 荀子将礼义和名辩加以对立, 极力排斥名辩, 而削弱其对逻辑思维之具体分析, 且对墨辩逻辑未能继续发展, 实难辞其咎。[13]312

 

(2) 孙中原指出, 荀子逻辑学说之核心是关于名即概念之理论。墨家奠定中国古代逻辑之基础, 对名即概念之理论亦颇有创获, 而荀子关于名即概念之理论, 与墨家相比, 则又更上一层楼。[14]349

 

孙氏以为, 荀子之逻辑体系与墨辩之逻辑体系乃中国古代逻辑学之两大代表, 然而, 荀子之逻辑思想较墨辩之逻辑思想为逊色。盖荀子之逻辑主要服务物件是政治, 且荀子对政治压倒一切之兴趣使其将逻辑研究置于从属之地位, 限制其逻辑研究之深度和广度, 且混淆逻辑与政治、伦理之界限, 妨碍其对逻辑学之独立研究。[]

 

此外, 孙氏指出, 荀子由于狭隘之政治偏见, 排斥名家和辩者之学说, 此一偏见压制中国古代逻辑之发展, 亦导致中国古代逻辑之不发达和墨家逻辑之中绝。[14]395

 

(3) 何应灿以为, 荀子之正名逻辑学说是继承并发展孔子之正名逻辑思想, 尤其是以儒家之立场批判并综合先秦之逻辑思想, 因而, 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极重要之地位。

 

何氏并指出, 荀子极为深刻地说明名、辞、辩说之实质和作用, 并说明其间之逻辑关联, 在名学上有其贡献。此外, 何氏并指出荀子由于受到正名以正政之思想影响, 对名辩采取排斥之态度, 此对其逻辑思维之具体分析有极大之影响, 且妨碍其对中国古代逻辑科学作出更大之贡献。[15]136

 

(4) 杨芾荪指出, 荀子发展并推进先秦之正名逻辑思想, 建立其正名逻辑体系, 其目的在于正名, 以体现孔子以伦理政治为归趋之社会需求。

 

杨氏以为荀子逻辑之特点是继承孔子之正名思想, 以正名为中心, 因而, 其逻辑学说中掺杂儒家之伦理政治思想, 此是荀子逻辑之特点, 亦是其局限。由此, 荀子在墨家既有之逻辑基础上, 未能将先秦逻辑推向纯逻辑阶段, 并使先秦逻辑向纯逻辑科学方向发展。[16]157

 

(5) 周云之与刘培育以为, 荀子是先秦最有成就之逻辑学家之一, 其对逻辑之贡献唯有墨辩逻辑可与之相比美。荀子逻辑之目的是为建立统一之中央集权国家提供理论根据和武器, 然而, 荀子过分夸大逻辑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之作用, 由此而为逻辑抹上一层儒家之伦理色彩, 以致未能更自觉地从逻辑上去研究名、辞、辩说等思维形式, 因而, 造成其逻辑研究之限制。在墨辩逻辑已有之辉煌成就之上, 荀子未能在墨辩研究之基础上, 将逻辑研究向前推进, 反而在某些方面较墨辩更为逊色。[]

 

(6) 廖名春指出, 荀子在先秦之名学研究上有极为重要之贡献与成就。荀子在名、辞、辩说之意义上, 在名之推演理论和分类理论上, 在有关名之约定俗成之原则上, 在辨三惑等问题上, 皆对墨辩逻辑有进一步之发展, 且做出超越前人之贡献。然而, 荀子满足于概念论之研究, 未能深入探讨判断、推理之具体形式和规律, 在先秦名学之研究方面有其限制, 此种局限性乃是中国古代逻辑学说发端于孔子之正名思想和荀子本人之政治实用主义之倾向所造成。[]

 

依此, 可知, 在荀子名学之本质研究方面, 大陆学界大多主张荀子之名学即等同于西方之逻辑。

 

虽然, 日本汉学界有关荀子名学之定性方面之研究亦稍嫌不足, 盖大多日本学者皆径指荀子之名学即是西方之形式逻辑, 且皆未有明确之说明或证明, 此即表示学者在荀子名学之定性方面之研究仍有未明或不足之处。唯可喜的是, 加地伸行已能从符号学之视角来省思此一议题, 并指出, 荀子之名学并不等同于西方之形式逻辑, 而中国古代之名学是在语意学之方向发展。此一见解实足以发人深省, 极具启发性, 且足供中文学界之研究参考, 盖大陆学界之主流看法亦如同多数日本学界之所见, 皆主张荀子之名学即等同于西方之传统逻辑, 且皆未有任何明确之说明或证明。

 

此外, 日本学者在研究荀子之名学时, 能由此而衍生出对其哲学立场之探讨, 此或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降, 深受西方文化之影响所致。由于长期以来, 浸淫于西方哲学传统, 并受其启发, 故日本汉学界在研究荀子之名学时, 始能衍生出对其哲学立场之探讨, 此实是一种洞见 (insight) , 盖此一议题乃日本学者所引发, 而中文学界 (可能受限于中国之文化传统) 所未能触及或予以发掘者, 依此, 日本汉学界之研究实可扩大中文学界荀子研究之学术视野, 并足为吾人日后在荀子名学研究方面之借镜。

 

至于韩国汉学界之荀子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迄今仅有约60年之时间, 就荀子名学研究而言, 在量的方面实略显不足, 然而, 韩国学者在“共名”、“别名”等议题之研究用力颇深, 究实而言, 最早将“共名”、“别名”分别理解为“类概念”和“种概念”之学者是日本之桑木严翼。虽然, 韩国学界之荀子研究深受日本之影响, 然而, 对于此一议题之研究, 韩国学者并不完全依循日本学界之看法, 而有其独到之见解。如, 李相洙、郑宰相和李权等三位学者具有一共通之看法:《正名》中之“共名”、“别名”、“大共名”、“大别名”等概念并非即是西方传统逻辑中的“类、种概念”的包含关系, 此一看法明显与桑木或大多日本学者之观点完全相左。

 

依此, 在荀子思想之研究领域, 中文学界之研究成果虽极为丰硕, 然而, 或许长期以来, 受限于自身的学术文化传统、儒家的道统观念或政治因素的影响, 研究成果不易积累消化, 或突破传统的藩篱, 而只能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中迂回摸索。相形之下, 东亚汉学界可不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限制, 因此, 能从不同的视角或切入点来研究荀子的思想, 从而, 可获得令人耳目一新且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实者, 汉学研究在国外有其悠久的历史, 其中以欧洲、美国、东亚 (日本、韩国为主) 等地区最具代表性, 而东亚汉学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且极具特色, 可谓国际汉学研究的重镇。根据上述东亚汉学界之荀子名学研究之成果看来, 可知, 东亚汉学界之研究态度较客观, 不受中国传统观念之束缚, 视野较宽阔, 亦较自由。东亚汉学界是以“他者 (other) ”的身份来研究汉学, 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 相对的, 亦不受传统文化之影响与限制, 从而能以不同的视角或切入点来研究汉学, 因此, 可获得一些新的、具有启发性的见解。依此, 学术研究国际化是中文学界未来研究发展之必然趋势。综言之, 在荀子名学研究方面, 透过东亚汉学研究成果之再研究 (分析、诠释) , 可提供或发掘新的问题或新的观点, 由此扩大学术研究视野, 并提供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或论题。此外, 藉由彼此之对话或学术交流, 可提供中文学界一种国际视野, 超越自身文化传统的框架, 并提升中文学界荀子名学研究之水平。此即是东亚汉学研究对于中文学界之教学与研究所赋予之意义所在。

 

五、结论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仅能简要而客观地陈述日本及韩国学者在荀子名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新的、具有启发性的见解, 其中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综言之, 在荀子名学研究方面, 透过东亚汉学界研究成果之再研究 (分析, 诠释) , 可提供或发掘新的问题或观点, 由此扩大学术研究视野, 并提供新的学术研究方向或论题。此外, 藉由彼此的对话或学术交流, 可提供中文学界一种国际视野, 超越自身文化传统的框架, 并提升中文学界荀子思想研究的水平。此即是东亚汉学研究对于中文学界之教学与研究所赋予之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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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杨芾荪.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7]周云之, 刘培育.先秦逻辑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18] 廖名春.荀子新探[M].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注释

1 “论理学”一词乃日人对西方逻辑 (logic) 此一词语之译名。